过年过的是一种情愫，所以每到临近这个时候，各种童年的回忆就会像潮水一样涨入脑海：吃完了晚饭，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姥姥家的大房子里，大圆桌上摆满了干果、糖果等等各种零食，大家有说有笑地聊着天，看着春晚，大格子窗户的外面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不时腾起并炸裂的烟花会将黑暗的夜空点缀起一片五光十色的斑斓，望着这样的场景，心中总是喜悦而又惆怅……
我大概是同龄的孩子中情感比较细腻的一个，愈是热闹，愈是喜欢寻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地待着，不过这样有个吃亏之处，就是端上来的瓜子花生总会被表弟表妹们一抢而空。不过我也并不觉得遗憾，因为那时北京的此类干果的加工方式，似乎以不加任何作料的炒制为主，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。老妈唯恐我被冷落，总是抓一把放在我的面前，我一看都是些干瘪的带皮小花生，未免想起《格林童话》里关于后妈的故事……老妈却一个劲儿地催促：“赶紧吃，这是‘半空儿’，最好吃了！”
“半空儿”这个词，似乎也只在那时听到过，几十年过去，它就像许许多多的老北京词汇一样，无论本体还是意义，已经无迹可寻，只能在对史料的钩沉中，寻找到一些残光余影。
▲齐白石《鼠柿子花生》
貌丑品佳有好味道
北京人爱吃花生，那可真是有历史的，不仅如此，花生在乾嘉年间的京城可是上得了大台面的干果。著名经学家郝懿行在《晒书堂笔录》里有记，说京师人士但凡大摆宴席，“必旅陈肴核，名品甚繁，而长生果居其一”。长生果就是花生的别名，古人认为其营养丰富，有滋养补益的功效，因而命名。郝懿行以为，花生并不算什么珍贵的东西，却能登堂入室，主要原因就在于“长生果”这个名字吉利。郝懿行说他从乾隆丁未年始游京师，“友朋燕集，杯盘交错”之间，总是少不了“落花生”。而《光绪顺天府志》上也说，花生盛产于西山一带，“四月下种，八月成熟，炒作果，极香美，唯忌与瓜同食”。
不过，虽然说花生“忌与瓜同食”，但在农业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，这两样食物实在是没有多少“碰面”的机会的，因为瓜的销售旺季是在夏天，秋风一起很快下市，而花生则主要在秋冬季节上市。老北京对花生的加工，可不像现在这样恨不得把每种作料都添加上形成各种怪味儿，而是简单地用大铁锅炒制，锅里放入花生和细沙，锅下面点燃干柴，以铁锹时时翻动之，使得花生受热均匀且无焦糊之弊。虽然煮花生和五香花生也有，但多半用来给成人佐酒之用，至于小朋友，就白嘴儿吃炒花生吧！
所谓半空儿，就是花生筛选后的“筛漏儿”——花生收获以后，会经过层层挑选和分类，颗粒饱满的上品会拿去榨油，或者加工成各种美食，不那么饱满的则由批发商廉价卖给小贩，送入炒锅，炒得以后，串胡同叫卖。其中更次者，就是看上去明明是“两枚装”的瘦小果壳里只剩一粒干瘪的果仁，另一半则干空无仁儿，炒熟后就称之为“半空儿”了。而售价也往往是最低的，习惯上按照普通花生价格的三分之一出售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“花一个大铜元即可抓来一大堆花生，如上秤称量，足够七八两重”，后来货币改制，两毛钱依然能买一大兜子，因此特别受到平民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们的青睐。
老北京一说起“半空儿”，总会念叨一句“比大花生好吃多啦”，这还真不是阿Q似的精神胜利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道理。普通的大花生固然丰腴肥硕，但因为富含油脂之故，所以吃一会儿就会觉得油腻腹胀，很不舒服，反倒是“半空儿”，果仁干瘦，含的油脂少，蛋白质却多，放在嘴里柔软“有嚼头”，且越嚼越香，而且吃多了只觉得充实，并没有饱胀感，实实在在是一种“貌丑品佳”的上好食品。
老北京有人把半空儿、冻柿子和海棠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意思是这三样是冬季最受欢迎的食品，明明是“大路货”却叫个风雅名，骨子里其实透露出的是老北京人那种对“小人物”的礼貌和尊重，连“小事物”也受泽被。
家家冬夜闹半空儿
半空儿不仅是穷人的嚼裹儿，也是穷人的生计。
这句话绝非夸张，在老北京，卖半空儿的不是小孩就是老人，再不就是病残之人，尤其以孩子居多：“隆冬的夜晚，凛冽的北风中，上着露了花的破棉袄，下穿单裤，光着脚丫，约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叫卖，左肩头斜挎一旧面袋，装着半空花生，声声冻得打颤，奶声奶气地走街串巷吆喝着，论把抓着卖。”
▲旧时卖花生的小摊
不过不管卖者为谁，那叫卖声音却是统一的一句：“抓啊半空儿嘞，真多给！”著名文史学者董宝光先生回忆起此情此景，不由得感慨万分：“吆喝声由远渐近，悠长而凄婉，闻之令人酸楚……无能力的老弱童稚，仅能靠此谋取蝇头微利，勉强糊口而已。”
买半空儿的人们总是很高兴的。一般来说，此物越到晚上，售卖者越多，直到深夜十一二点犹有叫卖声可闻。老北京人吃过晚饭，往往是一家人聚在一起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候，围着炉子，沏一壶香片茶，大人们天南海北侃大山，小朋友笑语嬉戏闹不停，大姑娘小媳妇围坐在老太太的屋子里，每人手里一份针线活儿，盘着腿聊着家长里短，这个时候，嘴里要没点儿东西，还真不好消磨时间。突然胡同里传来半空儿的叫卖声，往往还搭配着“秋海棠没有核儿嘞（这里的核要发“胡”的音）”，家里立刻就有人冒寒跑出门去。不一会儿，缩着脖子，用棉袄的大襟兜着半空儿、海棠、挂拉枣儿（即去了枣核后烤焦的大枣儿）回来了，一股脑儿地全都倒在炕上。甭管大人孩子，这时候都上来抢着抓着，一阵热闹，聪明的专捡最小最瘪的半空儿，接着屋子里响起一片噼里啪啦的剥壳声，花生皮是直接往地上扔的，这个时候就要吃他个欢笑盈室，满口生香，至于扫地之类的，且扔到脑袋后面去，快活完了再说……
这样由半空儿构成的“小夜曲”，在老北京的冬夜几乎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“项目”，甚至专有一词称之曰“闹半空儿”，似乎晚上不闹上一回，整个冬天都冷冷清清、缺少点儿什么似的。据说，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特别喜欢吃半空儿，每年冬季必置半袋于身边，每当构思作品之际，辄剥食之。
当然，除了沿街叫卖以外，还有些摊位也卖半空儿。前不久笔者购得一本徐元邦先生著述的《长居日下八十年》，就看到这样一段回忆，说是朝阳门内的马路边上，旧时卖各种零食，有花生、瓜子儿、糖块儿等，质量不一，价格也不相同，比如嫌花生贵，可以买半空儿……其实笔者小时候随母亲去逛菜市场买花生的时候，她会专门挑拣些瘦小、干瘪的花生，那时不懂何以自找亏吃，现在才明白了。
豆油最出花生味儿
当然，老北京吃花生的方式，绝不仅仅是带壳干炒，就说炒制吧，还有农村和城里不同的做法。
农村炒花生，一般是秋后将地里的大花生晒干了，在盐水中泡一泡，待其入了咸味儿以后，再晒干，从河里捞出点儿白沙子，用清水洗干净，晒干，这时候烧柴锅，将干净的沙子放在锅里炒热了，再把晒干的咸花生放入锅内，跟沙子一起炒，这样的炒法，其实跟城里的干炒大同小异，只是有盐水浸泡这一程序，就多了咸香的味道。还有就是去掉壳直接炒花生仁，要把花生仁放到咸水锅里煮，煮到入了味儿再出锅放在新苇席上，上面再盖一层席子，待其快干时，入锅炒熟。当然，如果重味道的，那煮花生仁就不能光用咸水锅，锅里还得搁花椒、大料、茴香等等，那炒出来的味道别有一种令人嗅之垂涎的香气。
至于煮五香花生，则要把花生洗净后，捏开一个口儿，使其入味儿，然后坐上水锅，放入盐、花椒、大料，等锅开了再把花生放进去，这样的做法在老北京的饭馆里特别时兴，尤其客人喝酒时，店家会免费赠送。其实就是到了现在，笔者家里也经常煮五香花生吃，一煮就是一大盆，放在餐桌上，小朋友们你一个我一个地掰着吃，一会儿就下去半盆，也许是被水煮掉了“火气”的缘故，这样的煮花生无论吃多少也不会上火。
还有炸花生仁，虽然在老北京不是“主流”，但论起做法，也很讲究。最常见的炸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去掉花生豆的红皮儿炸，一种是带着皮儿炸，不管哪种做法，“火候”都特别重要。但老北京炸花生仁有个“秘诀”，今人多已不知，那就是必须用豆油炸，最容易出花生味儿。旧京的小酒馆里都卖炸花生仁，而且上桌往往旁边放两个碟儿，一碟细盐花，一碟绵白糖，由顾客自己去选择蘸着哪样吃。
至于街边叫卖的炸花生仁，那比拼的主要是椒盐的味道。我在民俗学者金云臻先生的回忆录里，看到过一段他读中学时吃炸花生的故事。他说那时地安门外鼓楼附近有个老头，家里本来条件不错，但后来发生变故，儿子去世，为了养活寡媳和孙辈。不得不卖炸花生仁度日。老北京最好个脸面，为了不让街坊邻居笑话，他每天用个很考究的手工编制的竹漆提篮，装着自己在家里炸的花生仁，跑到离家门五六里外的西城叫卖，而且直走到背静胡同才肯吆喝。万一路上碰到熟人，就用那个漂亮的提篮做掩饰，说是替人送东西，以掩盖做小买卖的“不体面”。金先生说，这老头的炸花生仁不但粒粒饱满肥壮，炸得酥脆可口，而且配制的椒盐的确五香俱备，香味宜人。“如果你夸赞他的椒盐配得好，他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：花生是他一粒粒精选，椒盐要配几种香料，经过加工，磨粉配制，不是一般椒盐，如此等等”。那种就算是再多磨难也要一丝不苟地面对人生的精神，让金先生感佩不已。
近些年来，市面上的半空儿已经很稀见了，人们就像追逐一切华丽的衣服、豪奢的住房和宽敞的汽车一样，哪怕是个吃食，也要求看上去光鲜，其实那样的饮食和那样的生活，多少都有些油腻的色彩，倒不如半空儿质朴实在。人生在世，盈亏满溢，反倒是“得空儿”最有况味，这番道理，耐嚼得很。
（责编：沈沣）
